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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4月15日—21日是第31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宣传主题为“科学防癌健康生活”，旨在通过普及癌症防治科学知识，倡导群众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控制癌症风险因素；鼓励高风险人群主动参加癌症筛查，促进早诊早治；指导癌症患者及时接受规范化诊疗，并定期复查。通过全过程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生活。
为助力健康中国建设，发挥主流媒体责任与传播优势，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推出“2025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癌症防治全民行动”，每日一个主题，涵盖甲状腺癌、肺癌、胃肠道癌、肝癌、前列腺癌、宫颈癌、乳腺癌、鼻咽癌及纵隔肿瘤等，邀请14名临床专家对肿瘤防治相关知识进行科普，同时从产业观察视角出发，探讨如何通过政策和产业的结合，更好地为肿瘤患者诊疗提供助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唐唯珂广州报道
乳腺癌已成为威胁我国女性健康的首要恶性肿瘤之一。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我国乳腺癌年新发病例达35.72万例，在女性恶性肿瘤中发病率仅次于肺癌。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乳腺癌发病呈现明显的城乡差异和年轻化特征——城市发病率显著高于农村，40-55岁中青年女性成为发病高峰人群，这一年龄分布特征与欧美国家存在显著差异。
近年来，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我国乳腺癌5年生存率已提升至83.2%，死亡率保持每年1%-2%的下降趋势。这一成果得益于分子分型指导下的精准治疗模式转变，以及HER2靶向治疗等创新疗法的应用。然而，基层筛查覆盖率不足、侵袭性亚型占比高等问题，仍是实现"健康中国2030"防治目标的主要障碍。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导致的死亡率居高不下，凸显了提升基层早筛意识的紧迫性。
2025年4月15日-21日是第31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值此之际，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推出“2025年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癌症防治全民行动”，邀请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主任李杰围绕我国乳腺癌发病的城乡差异与年轻化趋势展开深度对话，重点剖析引发乳腺癌发病的高危因素与防控策略，为提升我国乳腺癌防治水平提供专业见解。
乳腺癌发生呈现城乡差异
《21世纪》：根据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我国乳腺癌新发病例35.72万例，在女性癌症中仅次于肺癌。与过去几年相比，当下我国的乳腺癌发病数据在发病率、死亡率上有哪些新变化和特点？
李杰：我们看2022年国家癌症中心的数据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我国乳腺癌在女性恶性肿瘤中的发病率仅次于肺癌，总体发病人数仍然居高。近年来，乳腺癌的发病趋势和死亡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发病率仍然呈现持续性上升的状态，近五年的年增长率大概在3%到4%，这个增速虽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相比十多年前的4%到5%已经有所减缓。
除此之外，在发病人群上也有一个特点：城市地区的发病率仍然高于农村，但随着城乡差距的缩小，农村地区的乳腺癌发病率增速也明显加快，这可能和农村生活方式逐步向城市靠拢有关。另外，中国乳腺癌的年龄分布和欧美国家有所不同——美国的乳腺癌患者主要集中在绝经后十年左右，而中国的发病高峰则出现在绝经前十年左右，也就是40岁到55岁之间的中青年女性占比非常高。
得益于早筛的普及和综合治疗的进展，总体死亡率每年下降1%到2%。但农村地区的死亡率仍然明显高于城市，这可能和农村医疗资源相对匮乏、早筛观念尚未完全普及有关。此外，我们在乳腺癌的治疗模式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主要采取“一刀切”的手术+化疗模式，而现在更多依据ER、PR、HER2、Ki-67等分子分型指标进行个体化精准治疗。特别是HER2阳性乳腺癌，通过有效的靶向治疗，甚至可以在解剖分期的基础上改善预后分期。这也是我们能够把乳腺癌的死亡率有效下降的原因所在。
从2005年、2009年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女性群体的肿瘤防治政策，提高了公众对乳腺癌筛查的认可度，扩大了筛查覆盖范围，持续性地提升公众认知，对降低死亡率起到了积极作用。
《21世纪》：有研究表明，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在城市和农村、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群体中存在差异，像城市女性发病率高于农村，40岁后发病率迅速攀升，在45-55岁达到高峰 。您认为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哪些？这种差异对防治策略的制定有什么启示？
李杰：我国乳腺癌发病率在城乡和不同年龄段存在明显差异，这背后有多重影响因素。首先，城市女性的发病率更高，这与城市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她们会有高脂肪饮食的习惯。另外，城市女性很多是白领阶层，工作状态以久坐为主，缺乏锻炼，农村女性与之相比则有更多的体力活动。同时，城市女性肥胖比例较高，吸烟、喝酒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更常见。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职场压力，现在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紧张。此外，城市女性的生育年龄普遍推迟，初次生育年龄明显比农村女性更晚。再加上工作压力、生活负担等原因，城市女性的哺乳时间也比农村女性短很多，这些都导致了城市女性的乳腺癌发病率更高。
在乳腺癌的高危因素中，月经来潮早和绝经晚这二者都会让乳腺更长时间地暴露在雌激素的影响下，从而增加患病风险。因此，随着年龄增长，乳腺癌的风险会逐渐上升，40岁以后风险明显增加。到了女性更年期前后，由于激素水平波动较大，发病率会进一步升高，在45-55岁达到高峰。另外，有些女性在接近绝经期时，可能会因为身体状态变差或皮肤问题而选择激素替代疗法，补充雌激素。但目前的研究表明，这种人为补充雌激素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乳腺癌的发病风险。
《21世纪》：除了激素水平、遗传、胸部放疗史、生育少、不哺乳、初潮早、绝经晚、肥胖、酗酒、缺乏体育活动等常见诱因，近期研究在乳腺癌诱发因素方面是否有新发现？比如环境因素、生活方式的新变化等对乳腺癌发病的潜在影响。
李杰：环境因素确实对乳腺癌的发生有重要影响。比如我们现在使用的化妆品中，可能含有较高剂量的雌激素类似物，还有一些塑料增塑剂、防腐剂等成分，这些都可能增强雌激素对乳腺的刺激作用，从而诱发乳腺癌。另外，农药的大范围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农药的代谢产物在体内蓄积后，可能会促进乳腺癌相关基因的增殖，导致发病。包括空气污染也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如PM2.5浓度过高时，也可能造成DNA损伤，进而影响乳腺健康。
在生活方式层面，现在熬夜现象普遍，因此会增加人体在夜间暴露在蓝光下的概率，这都可能提升患乳腺癌的风险。同时，经长期保存的精加工食品、预制食品可能会影响食品本身的营养成分，还可能会额外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最新的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群与乳腺癌存在关联，甚至在肿瘤内部也发现了特定的瘤内菌群，这些微生物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或表观遗传学改变来增加乳腺癌风险。
我们熟知的公众人物安吉丽娜·朱莉正是因为有BRCA1/2基因突变的家族史而去做了基因检测，后续通过预防性的乳房切除，得到非常好的防范效果。由此可见，遗传因素也会显著提高患病风险，但通过基因检测和预防性手术可以有效降低高风险人群的发病可能。
提升全民防治意识至关重要
《21世纪》：如今生活节奏加快，精神压力普遍增大，且饮食习惯也发生了诸多改变。这些因素对乳腺癌发病影响程度如何量化评估？日常生活中，女性具体应如何调整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缓解精神压力来降低乳腺癌发病风险？
李杰：在评估乳腺癌发病风险时，我们需要区分可控和不可控因素。像性别、家族史和遗传基因突变这些是不可改变的，对于这类高风险人群，最重要的是定期检查、早期发现。
而对于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则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进行调整。首先在精神压力方面，现代女性要学会适当放松，调整好生活节奏，避免长期处于高压状态。可以通过运动、休闲活动等方式来缓解压力，这能有效降低乳腺癌的发生风险。在饮食方面，要特别注意减少高脂肪饮食，尤其是BMI指数偏高的人群，因为肥胖与绝经后患乳腺癌的风险明确相关。我们建议这类人群多选择植物性食物和高膳食纤维饮食，同时要严格控制酒精摄入，酗酒会显著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在日常生活中，坚持运动锻炼也很关键，其一方面可以帮助控制体重，另一方面运动本身能促进有益激素分泌，对预防乳腺癌有积极作用。此外，保持规律充足的睡眠很重要，要尽量避免昼夜节律紊乱。对于更年期女性，更要慎重考虑用激素药物替代治疗，虽然部分人群确实需要，但不建议常规使用。
在生育方面，女性可以适当提前生育年龄、延长母乳喂养时间，这些做法都能降低患乳腺癌风险。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坚持定期筛查。乳腺癌并不可怕，只要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预后效果通常都很好。
《21世纪》：近年来乳腺癌治疗领域不断有新成果，如新一代ADC药物在HER2低表达乳腺癌治疗上取得进展，目前还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可能给乳腺癌治疗带来突破？
李杰：近年来，我国在乳腺癌治疗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一方面，系统治疗的进展显著降低了乳腺癌的死亡率，同时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抗体偶联药物（ADC）就是其中的重要进展之一，它被称为“魔法子弹”，能够精准地将化疗药物或细胞毒药物带到肿瘤细胞处，起到杀伤作用。比如，德曲妥珠单抗（DS-8201）在HER2阳性及低表达乳腺癌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疗效，即使在六线治疗失败后的晚期患者中仍能取得显著效果。此外，在三阴性乳腺癌治疗中，针对TROP2的ADC药物也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
传统上，虽然乳腺癌对免疫治疗反应不佳，但在特定亚型如三阴性乳腺癌中已取得重要突破。KEYNOTE-522研究证实，帕博利珠单抗联合化疗可显著提高早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病理完全缓解率并改善总生存。除PD-1/PD-L1抑制剂外，针对LAG-3等新靶点的免疫治疗药物也正在临床试验中探索。
对于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CDK4/6抑制剂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治疗格局，它主要是针对Luminal型乳腺癌。这类口服药物改善患者生存期的同时，极大改善了生活质量。在早期高危患者中，CDK4/6抑制剂也显示出辅助治疗的显著获益。
当然，对于一些晚期或者特别复杂的乳腺癌，我们还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筛选有效的靶点，进行针对性的治疗,也有非常好的结果。因此，基因检测指导下的靶向治疗、双特异性抗体、CAR-NK细胞疗法等创新手段也为难治性患者提供了新选择。
人工智能在乳腺癌诊断、影像分析、治疗决策以及新药研发等方面也取得了显著进展。例如，人工智能辅助影像诊断能够提高诊断的准确性，辅助治疗决策系统则可以根据患者的个体特征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总体来看，乳腺癌治疗正朝着更加精准、个体化的方向发展，多种新型治疗手段的不断涌现，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选择。
《21世纪》：我国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已提升至83.2% ，但与欧美国家仍有差距，且存在确诊时晚期比例高、侵袭性亚型比例较高等问题。从您的临床经验来看，实现“健康中国2030”中乳腺癌防治目标，如进一步提升生存率、降低死亡率，面临哪些挑战？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李杰：要实现“健康中国2030”中乳腺癌防治目标，我们确实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在早筛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很多支持政策，但筛查体系尚未全面普及，特别是在农村和基层地区。更令人痛心的是，即便在广州这样的发达城市开展两癌筛查时，很多群众仍然缺乏筛查意识，甚至出现“筛查出问题反而责怪医生”的奇怪现象，这说明我们在乳腺癌早筛理念的宣传教育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基层医院普遍缺乏乳腺X线摄影（钼靶）和磁共振等关键筛查设备，B超检查设备虽然普及，但单独使用效果有限，因此，医疗设备和技术的普及也是重要挑战之一。我们需要大力推动基层医疗设备的升级，同时探索创新筛查技术，比如开发血液检测方法，或者研发能监测乳腺温度变化的智能内衣等便捷筛查手段。
我国乳腺癌的亚型分布也带来特殊挑战，三阴性和HER2阳性等侵袭性亚型占比更高，且发病年龄更轻。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加强早期发现，另一方面要推动创新药物的可及性，确保基层患者也能获得与大医院同质的系统治疗。
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国家还存在医疗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目前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大医院，而基层医疗机构条件较差。为此，我们需要建立医联体，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多学科会诊（MDT），实现医疗同质化。同时要完善患者全周期管理，避免因治疗环节脱节（如手术与后续放化疗衔接不畅）影响疗效。
最后，提升全民防治意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科普应从大学阶段就开始宣传乳腺癌防治知识，让公众了解乳腺癌的高发病率（欧美国家女性约1/6患癌）和现代综合治疗理念。特别要纠正“手术就是全部治疗”的错误认知，强调系统治疗对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作用。只有全社会共同重视，才能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目标。
记者：韩利明、唐唯珂、朱艺艺、闫硕、李佳英联华证券配资线上